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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战火不断。为镇压叛乱,元王朝调集沿海兵力到内地,造成海防空虚,不少平民为躲避战乱,纷纷结伙下海,藏匿到野岛之中,靠劫夺过往的中、日、朝商船为生。 而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南北对峙时期(公元1336年至1392年),大小诸侯各据一方,为争夺土地与人口,年年混战。许多地主、武士及农民在战乱中丧失土地,被迫组织起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兼营烧杀抢掠的勾当。他们每次打劫都能捞到丰厚的油水,有的甚至富甲一方。这令不少日本诸侯眼红,纷纷组织自己麾下的正规军来中国沿海“淘金”,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大规模的海寇。
久而久之,这两股中日势力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逐渐联合起来,形成早期横行于东海的“国际联合部队”。据史料记载,这些海寇利用海风之便,肆意掠夺,来如群狼、去如飞鸟,令人捉摸不透。
明朝建立后,海寇的重点目标转向富庶的东南沿海。而台湾自然就成了倭寇进入明朝大门的必经之地。不仅如此,倭寇来的时候在沿海疯抢一番,返航时又不忘在台湾“顺手牵羊”,有时倭寇在浙江、福建一无所获,回头便在台湾大肆掠夺。台湾不仅成了倭寇入侵的“中转站”,而且成为倭寇劫掠的“重灾区”。一些为躲避战祸去台湾避难的民众,又遇上了倭祸,真是欲哭无泪。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朱元璋不得不采取行动。他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倭患,并于公元1369年两次派使者出使日本,面见日本“南朝”的统治者怀良亲王,斥责他纵容倭寇。此时的日本“南朝”正遭“北朝”进犯,怀良不愿多面树敌,立刻承认错误,送还被掳的70多名百姓,并将多名倭寇头领交给朱元璋治罪。然而,“南朝”才认错不久,次年七月倭寇又经台湾窜犯福建,军民死伤数千人。朱元璋极其恼火,再次派使者前往日本“抗议”,怀良却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说这些倭寇是“北朝”来的。后来朱元璋又与日本“北朝”交涉,而北朝冠冕堂皇地说:“倭寇其实很多都是汉人,他们以台湾为翘板,日本方面鞭长莫及。”
其实,这一说法也并非信口雌黄。根据当时明朝闵浙巡抚汤和的奏报,倭寇每次侵扰福建、广东地区,中间必然会去台湾补充淡水粮食,而这里兵少势孤,又兼移民众多,着实成了倭寇的天堂。
朱元璋认识到“台湾”是东南沿海倭寇屡禁不绝的罪魁祸首,于是发布禁海令,企图杜绝民间的私人下海贸易。然而这一措施不但没有杜绝倭患,反而“逼良为娼”,端了不少靠捕鱼为生的沿海居民的饭碗,他们干脆下海为寇,充当倭人的助理。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严厉的海禁政策依然没能解决“台湾问题”。台湾这个“中转站”让倭寇极具机动性,他们经常到近海望风,发现机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抢夺。明朝海防军队往往跟不上他们的节奏,只能望洋兴叹。
不能打就防,朱元璋转换策略,开始布置海防力量。他在辽东至广东沿海设置50多个卫所,配备战船50艘,每船士兵50名,共达20多万。如此一来,这道厚实的“篱笆墙”就成了明朝最牢固的海防工程。在这不久,沿海明军就陆续收到歼灭倭寇的战报。究其原因,打“游击战”的倭寇,碰上明朝的正规军,正面交锋当然不是对手。而像过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又处处撞墙,同样占不到便宜。至此,朱元璋苦心经营的“篱笆墙”,貌似是无懈可击了。
然而,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道“篱笆墙”是沿着海岸线修的,但台湾却是一个孤岛,纵使篱笆扎得再紧,也不能越过大海,将台湾岛纳入其中。倭寇很快就发现了漏洞,再来中国打劫时,别的地方不去,先去台湾岛,明朝要是防备严实,就先窝在岛上看情况,待明军稍有松懈,就趁机登陆“捞一票”。台湾岛上有充足的粮食供应,耗上十天半月也不成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是进不了中国沿海,临走前在台湾抢夺一番也收获颇丰。如此一来,台湾就成了倭寇的战略根据地,朱元璋的“篱笆墙”不但没能肃清倭寇,反而任其坐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倭寇就利用这个策略,以台湾岛为根据地,在福建沿海连续转悠了一个月,相继抢掠了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厦门等地,“塞满腰包”方才扬长而去。战报传到南京,朱元璋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的闵浙巡抚汤和:“开国功臣,竟奈何不得区区倭奴!”汤和很无奈,直言都是“台湾”惹的祸。
“篱笆墙”的失效没有让朱元璋绝望,他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办法:让台湾搬家。当时的文武大臣也普遍赞同这种做法。兵部尚书黄子澄就说:“台湾这个地方汉夷杂居,孤立在海外,守着它耗费钱粮,还不如把那里的居民迁到大陆,这样一来倭寇就没了立身之本。”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旨:撤销澎湖巡检司,所有人尽快回大陆,不要给倭寇留下一粒粮食。台湾人民积极响应朱元璋的政策,纷纷烧掉房屋,毁掉粮食,逃往大陆。但是,这种大撤离策略表面上杜绝了倭寇的后路,却将台湾作为大礼送给了倭寇,到明朝中后期,倭寇更加猖獗,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安危。不仅如此,明朝沿海的海盗、逃犯也纷纷把这座孤岛当成了避难所,犯了事就往台湾跑。
在辗转反复的抗倭战略中,台湾就像一个“烫手山芋”,令朱元璋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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