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GDP的计算及其问题

落魄狭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已经认识到，GDP存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等问题。而本文则试图对于这个被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宏观经济学指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个指标在计算和分析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GDP的计算

西方经济学中的GDP是指，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有两种方法来计算GDP：1、支出法，加总家庭的总支出，这里只计算最终产品，即最终由消费者所购买和使用的那些东西。因此，GDP包括面包而不包括面粉。2、收入法，加总企业支付的总收入（工资、租金和利润）。西方经济学认为，由于经济中所有的支出最终要成为某人的收入，所以，无论如何计算，GDP都是相同的。[1]

在计算GDP时，西方经济学要求计入为购买各生产要素所支付的成本，同时扣除所有对其他企业的支付。这样，工资、薪水、利息、股息等形式的企业成本都计入了附加值，而对面粉、钢材、电力的购买则不会计入附加值。这些购买将会由其他企业在计算GDP时以附加值的形式适当地计入。

当生产出来的一种中间物品没有被使用，而是增加了企业以后使用或出售的存货时，中间物品被暂时作为“最终”物品，其价值作为存货投资而加到GDP中。当以后使用或销售中间物品存货时，企业的存货投资是负的，因此后一个时期的GDP就减少了。

计算GDP的第二种方法就是统计生产要素的收入（工资、利息、租金、利润）的总和，这些收入是社会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此外，如果你住自己的房，则被认为是在向自己付房租。这是国民账户中许多“设算收入”（或衍生收入）中的一个。[2]

这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正好相等。例如，凯伦为多戈给她修剪草坪而支付1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多戈是一种劳务的卖者，而凯伦是买者。多戈赚了100美元，而凯伦支出了100美元。

二、GDP的计算问题

首先，计算工人自有房屋的房租是重复计算。这是因为，工人住自己的房子所付房租不是向自己付的，而是向资本家付的。在资本家的利润中已经算入了工人的房租，从而“设算”工人自有住房的租金收入，是重复计算。

“拥有价值1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萨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称他是资本家。但是，我们这个工人身上的资本家特征还有其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在某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已经成为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说的铁的规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可见，萨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资本家。”[3]

其次，GDP计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它还在重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亚当·斯密的错误。

“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

亚·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劳动的产品；前者除此以外，还包含在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生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它们的价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是它再生产的。亚·斯密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从而赶走了年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这种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观点的另一个错误上：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每年生产的商品的总额，即全部年产品，是过去一年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这一切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社会地使用的劳动已经在各种有用劳动的一个枝杈繁多的系统中耗费。只是因为如此，在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才得以保留在它们的总价值中，而以新的实物形式再现出来。因此，全部年产品是当年耗费的有用劳动的结果，但年产品价值只有一部分是当年创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4]

这也就是说，尽管凯伦支出了100美元，但是多戈并没有赚100美元，她要扣除剪草机的磨损（通常以折旧表示）20美元，只能说赚了80美元。也就是说，这80美元才能算作她的劳动收入。如果多戈以为自己赚了100美元就将其全部消费掉，那么，她将无法持续从事剪草坪的活动。

由于GDP中包含折旧，因此，如果按收入法将工资、利息、租金、利润加总来计算GDP，那么，这个结果就一定不会与按支出法或产品法计算的GDP相等。实际上，统计部门在用收入法实际统计GDP时已经加上了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5]，只是西方经济学家们似乎还不了解。

由于包含折旧，因此，GDP与马克思所说的一国内当期生产的价值产品即新增价值不等，但它也与马克思所说的一国内当期生产的产品价值不等。这是因为，GDP既不包含中间产品，又包含了马克思并不视为价值生产的一些活动，比如SNA的GDP核算中就包括卖淫、贩毒等活动[6]。

由于没有扣除折旧，GDP的增长可以建立在现有资源和财富的不计成本的损耗上。这就为操纵GDP，虚构繁荣创造了条件。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就提出过这样一个繁荣经济的“建议”：“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而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那末，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而且在受到由此而造成的反响的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7]与之相比，1998年中国遭遇特大洪灾，洪灾的损失没有从GDP中扣除，而抗洪救灾的支出则计入了GDP，以至于国内有人甚至发出了洪灾有助于GDP的“感慨”。

三、GDP的分解

在西方经济学中，GDP（用Y表示）被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消费(C)、投资(I)、ZF购买(G)以及净出口(NX)，即Y=C+I+G+NX

西方经济学认为，上述等式是一个恒等式。也就是说，不仅GDP可以分解成这四个部分，而且这四个部分的和也等于GDP，而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第一，西方经济学认为，ZF购买是指ZF在其雇员身上的一切薪金开支加上它向私人企业购买的物品。但是，薪金开支是ZF支出的货币，而在GDP的计算中只包含商品和劳务，因此，ZF购买的这一部分只能是ZF雇员用其薪金收入购买的商品和劳务。但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即ZF雇员的消费是否也算入了家庭消费？如果是，显然存在重复计算。如果没有，那么如何在统计消费时，将ZF雇员与其非ZF雇员的家人分开？

例如，假设ZF从多戈那里收取20美元的税支付给其雇员曼昆，不考虑剪刀或剪草机，那么，我们有凯伦的消费支出100美元，多戈的销售收入100美元收入，纳税20美元，ZF雇员曼昆的收入20美元。按产品流量计算，这里只有修剪好的草坪值100美元，即GDP为100美元；但是按分解法算，这里有100美元消费和20美元ZF购买，从而GDP应当为120美元，与产品流量法的计算结果不同。显然，只有把ZF提供的劳务视为ZF购买，并强令其价值等于人们缴纳的税收，同时还要在支出法中算上人们的纳税支出，分解法才有可能与支出法以及收入法（要计算ZF雇员的收入）算出同样的GDP。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ZF购买其实是居民购买ZF服务的支出，恰当的简称应当是“购买ZF”。例如：在这里，收入法的结果是凯伦的100美元加上曼昆的20美元，等于120美元；支出法的结果是凯伦的消费支出100美元加上多戈的纳税支出20美元，等于120美元；分解法的结果是消费100美元加上购买ZF20美元，等于120美元；产品流量法的结果是多戈的劳务100美元加上ZF的服务20美元，等于120美元。

现在，这四种方法计算的GDP在上面的例子中终于相等了。但是，尽管如此，ZF的所谓服务并不是生产性活动，是不应当计算价值的。难道美国ZF在朝鲜战场上损兵折将，也是对美国GDP的贡献吗？

第二，西方经济学认为，投资意味着牺牲当前消费以增加未来消费。人们现在不吃掉更多的比萨饼，而是新建一个比萨饼炉，为的是将来能生产更多的比萨饼供消费。但实际上，保存现有的生产能力也需要补偿消耗掉的投资品。当新建一个比萨饼炉只不过为了补偿年久报废的一个旧比萨炉时，并不能使将来生产更多的比萨饼，除非新炉与旧炉相比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投资与牺牲当前的消费无关，只不过没有坐吃山空而已。

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将存货列入投资。但是，IBM因为销售不了而被迫库存的电脑并不是用来提高IBM未来生产能力的耐用品，为什么要将其列入投资呢？而且，这种投资的增加只不过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遇到了阻碍，是危机将要出现的信号，而决不是未来生产能力扩大的信号。

同时，IBM的库存中除了成品电脑外，还有半成品和原材料，而这种中间产品是不计入GDP的。但如果它们计入库存投资，并与消费等相加的话，那就意味着上述分解法所计算的GDP包括中间产品，与不包括中间产品的GDP计算相矛盾。

假如，多戈从曼昆手里买来20美元的剪刀为凯伦剪草坪，而这剪刀是曼昆当期仅投入自己的劳动力生产的。于是，总支出为凯伦的100美元+多戈的20美元=120美元，总收入为多戈的100美元+曼昆的20美元=120美元。GDP的两种算法相同，都是120美元。

但问题是，若要此GDP分解为消费加投资（这里不涉及ZF购买和净出口），那么，这120美元如何分解？凯伦的100美元无疑是消费支出，但曼昆的20美元是算消费支出，还是算投资？由于这20美元是花在生产设备上的，因而算消费支出不合适；但如果算投资，此投资与IBM的存货投资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IBM没有卖出去的电脑，在期末仍然存在，不仅实物存在，其价值也存在；而曼昆生产的剪刀已然报废，不再作为剪刀而只是作为废物或剪刀的尸体存在，其价值也不存在，而是转移到了凯伦的价值100美元的漂亮的草坪上。也就是说，这20美元如果算在投资上，那么，这个投资在期末并不存在。问题就在于，GDP没有考虑生产消费。

而按马克思的算法就不存在矛盾。在这里，价值产品和产品价值均是100美元，生活消费为100美元（草坪）。报废的剪刀算作生产消费，生产消费为20美元，与20美元的投资相抵消。曼昆的收入为20美元，多戈的收入为80美元，并持有补偿其购买剪刀投资的20美元。时期初，凯伦手上有100美元，多戈手上有20美元，合计120美元；时期末，多戈手上有100美元，曼昆手上有20美元，合计亦为120美元。

第三，净出口在这里之所以能够在这里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因为，净出口为负值的国家，没有为净进口的商品支付相应的等价物。如果该国是用黄金或外汇储备来支付净进口的商品，那么净出口就会为零，从而也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分解。

上述分解式，主要适合美国这样的拿自行印刷的纸币（美元）来支付净进口商品的国家。这些纸币不代表任何价值，而只代表美国中央银行的债务。因而在GDP的分解式中加上为负值的净出口，忽略了美国实际占有的财富。

或许有人会说，欠债早完要还的，美国对外付出的美元，可以流回美国换取美国生产的商品。但是，一方面，美元会贬值，今天出口商品到美国换回的美元，明天只能换回部分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元的购买范围也会受到限制。“外资机构拿着美元可以在中国肆意收购，美元在中国拥有着超越人民币的购买权利，可以从事着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持有人民币也做不到的事。相反，中国持有的美元在美国本土除了可以购买美国债权却难以购买中国所需要的股权、技术和商品。中国人手持美元到了美国才发现，中国人拥有的美元之权利被美国ZF和美国国会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美元不再是一般等价物。”[8]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到中国来，随身带美元就行，可以到中国换成人民币使用；但中国人到美国去，却不能只是随身带人民币，到美国换美元用。西方强国的金融霸权进一步使得GDP的分解式失去了意义。

而且，在GDP分解式中，我们注意到，消费、投资和ZF购买（实质是购买ZF）都是一国居民的支出，而（为正值的）净出口要与这三者相加，显然，这个净出口也必然是一种支出。但是，一国的居民为什么要像支出消费、投资和购买ZF一样支出净出口呢？难道净进口国可以像净出口国ZF一样，对净出口国居民“征税”吗？

最后，正如西方经济学将卖不出去的商品狭隘地理解为投资一样，其在GDP的分解中也没有考虑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储备，如粮食储备等，或者说把它与卖不出去的商品同列为存货投资。近年来，世界粮食短缺引发多国社会动荡就暴露出西方经济学这一见解的狭隘性。

四、GDP的误差与遗漏

GDP的误差与遗漏项较为琐碎，这里只谈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西方经济学认为，GDP忽略了机会成本。例如，高校的学生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国民账户记录了学费，却忽略了机会成本。但是，假如你手头有一张纸，你可以将它做成贺卡，也可以将它做成信封。如果你把它做成贺卡了，你的机会成本就是信封。而如果要把机会成本计入GDP，即同时计算贺卡和不存在的信封的价值，显然就是把一张纸当作了两张纸来计算，就会出现严重的重复计算。

第二，西方经济学认为，GDP未计入休闲时间的效用价值，并认为平均来看，美国人在休闲娱乐活动中付出的时间与在赚钱的工作活动中花费的时间相同。但是，休闲并非直接的生产活动，至多只能算作劳动力的再生产，其价值已包含在劳动者的工资之中。休闲时间自然不能重复参与价值计算。另一方面，休闲与工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是在饥饿的迫使下丧失个人意志、既不民主也不自由地服从他人（老板及其经理）意志的活动。工作之外才是生活。

第三，西方经济学认为，地下经济活动不向ZF报告收入情况，比如，小费是有价值的劳务收入但却不能如实向ZF报告，ZF部门只能进行估计。但是，如果服务员没有向ZF报告小费收入，那么顾客也一定同样没有向ZF报告小费支出，否则ZF完全可以根据顾客报告的小费支出来准确地测算服务员的小费收入，从而这种不如实的报告所产出的遗漏不会造成收入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反倒是ZF官员的单方面估计会是统计误差的一个来源。

第四，西方经济学认为，GDP忽略了对环境的破坏，并认为这是因为污染企业没有为外溢效应付出货币代价。但是，即便污染企业为外溢效应付出了货币代价又如何呢？不是有发达国家出钱给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包括核废料的堆放场所吗？难道因为污染企业付出了货币代价，环境就没有被破坏吗？

由于环境涉及众多人口，包括富人和穷人，因而环境的破坏就像当年可以传染给富人的传染病一样，已经引起发达国家资产阶级ZF及经济学家的重视，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但是，GDP所遗漏的与环境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事项是劳动者人身的损害。劳动者的寿命缩减、工伤残疾以及劳动能力在退休年龄前的提前报废都没有从GDP中予以扣除。

“棉纺织业有90年的历史……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9]“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10]。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口众多，但广东等发达地区由于劳动保护不足导致工伤致残等浪费人身材料的行为以及其他原因而出现了民工荒。显然，包括环境损害、资源消耗和劳动力损害在内的“人文GDP”要远比绿色GDP和GDP重要得多。

五、GDP的意义

GDP的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用模糊的指标来妨碍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福利情况的真切关注。

甚至美国的经济杀手们都意识到，“GNP的增长可能导致其仅仅对一个人有利，比如这个人拥有一个公用事业公司并且即使人口的大多数负债累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从统计学观点来看，这些被记录为经济增长。”[11]

而与GNP相比，GDP更加具有欺骗性，尤其是对大量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外资企业在一国的产出计入当地的GDP，而不计入当地的GNP。对GDP的盲目推崇，正好掩盖了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目前，石油‘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只向较穷的能增加而非降低他们对石油收入依赖性的石油国家支付石油开采费。一旦石油采完，这些国家就会回到原来的落后状态。”[12]

六、小结

GDP的计算和分解之所以存在问题，就在于其违背了劳动价值理论，从而丧失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我们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产品价值和价值产品的论述，重新建构社会经济福利的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