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每个美国人,都会知道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他们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中,关于这位航海家大约是这样介绍的:他先后4次出海远航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证明了大地球形说的正确性,促进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联系。
而今,却有人对哥伦布的英雄形象提出质疑。在2009年底,刚刚被译成中文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1995)一书中,身为美国社会学家的作者詹姆斯·洛温(James W. Loewen)提出:他(哥伦布)拷打并残害原住民并驱使他们搜寻黄金,以这种死亡搜寻的方式最终完全消灭了他们。
在《老师的谎言》中被质疑的英雄远不止哥伦布一人——“我们只须记住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了不起的宪法学家,无须记得他曾酩酊大醉?我们必须忘记乔治·华盛顿总统曾是一位奴隶主?你可知道,民主先驱托马斯·杰弗逊在签署《独立宣言》时,自己却拥有 175 个奴隶……” 然而,和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相比,作者洛温却认为“小人物”海伦·凯勒才是人为的、被“英雄化”的更为典型的例证。
社会主义者海伦·凯勒
与很多美国人一样,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海伦·凯勒在18个月大时因急性脑充血病致盲聋,然而她却以非凡的毅力和智慧战胜了不幸;她曾凭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并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取得学士学位的失明失聪者;她是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励志文学经典《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便出自她的笔下;马克·吐温曾将她与拿破仑·波拿巴相提并论。
与很多中国人一样,大多数美国人也只知道这些。在刻意隐去了一些事实之后,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凯勒是个身残志坚的英雄。仅此而已。
不过,那些被隐去的事实却显示,凯勒还是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其实早在就读于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时候,凯勒就已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走出校园的第五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十月革命”爆发后,凯勒更是对共产主义发出了热情的赞美——她曾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高呼“向前!同志们!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
“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洛温在书中如此写道。作为一名身残志坚的英雄,凯勒能够为残障人士带来希望,募得善款,甚至简化盲人字母表,但却无力祛除残疾问题的社会诱因——贫穷以及导致贫穷的社会制度。凯勒发现,当时美国的盲人集中于社会底层,这个阶层的人们因主要从事缺少安全保障的工作且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因而更易致残。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凯勒得出结论:社会制度有时甚至决定了人们是否失明。
这个结论无可避免地引起了美国ZF的反感,于是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代,海伦·凯勒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便被美国的教育机构打上了马赛克,而凯勒本人则不得不在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工人权益和残障人士福利而斗争的同时应对来自媒体的压力。
这样的压力,其实就是对一位拥护社会主义的残障人士的侮辱和攻击。曾经为凯勒用尽赞美之词以至凯勒本人都羞于接受的《布鲁克林鹰报》,在凯勒公开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后,竟然告诉公众:这个又聋又瞎的人因为肢体残疾而特别容易犯错。凯勒对此事的回应是“就社会问题而言,荒谬的《布鲁克林鹰报》才是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正是很多盲聋问题的根源。”只是社会主义者凯勒的声音,人们很难听到。
“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洛温说。
“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 因为人们担心历史失去了他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洛温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杜博伊斯的话说。
或许,只要历史的“教化”作用仍位居“求真”价值之上,各种各样的“我们”可能就会始终如此塑造英雄。
“发现”新大陆的并非哥伦布
没有人怀疑1492年10月12日,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这个事实,问题在于“发现”一词赋予这个事实的意义。
据《老师的谎言》作者洛温看来,“1492年之前,其他各大洲就有人多次到达美洲。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布的远航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对美洲的‘发现’。”
例证之一,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航海经历。历史学家掌握的事实证明,两千多年前居住在今天西亚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拥有高超的航海技艺。这样的航海术曾帮助腓尼基人在公元前750年左右从埃及出发,并最终到达了墨西哥的大西洋海岸。人类学家为此说提供的佐证是墨西哥东海岸那些用玄武岩雕成的巨型头像——它们几乎就是比照西非人和腓尼基人的形象制作的。此外,在公元前600年前后,腓尼基人还完成了环绕非洲的航行,在美国的大多数教科书里,腓尼基人的这次航行也遭到了忽略。于是,第一次环绕非洲南端好望角航行的伟绩,被记于葡萄牙人巴特罗谬·迪亚士的名下。
不过,虽然“新大陆”的发现权被“欧洲中心论”者判给了哥伦布,但哥伦布本人却始终认为他所到达的地方是印度。倒是与哥伦布同时代的另一位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1501年首航至南美洲后不久就宣布,此处并非亚洲的印度,而是一片“新大陆”。在给朋友的信中,亚美利哥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新大陆”的风土人情。欧洲人对“新大陆”的最初印象据说就来自那些信中的消息,所以他们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给“新大陆”取名为“America”。
也许只有强调哥伦布新大陆之行的效果,“第一次发现之说”才能勉强算作真实,毕竟自那以后,所谓的“全球史”因美洲与其他大陆开始交往而真正形成。然而,对于交往之后发生的事,“欧洲中心论”者的叙述似乎又有不诚实的嫌疑。
比如,他们试图使人相信,那些“始祖移民”的登陆之处本是一片蛮荒之地,是欧洲人在新大陆传播文明,而美洲土著人在不断接受文明。言外之意是,“前者从后者那里没有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也许,在“欧洲中心论”者看来,欧洲从美洲获得了土豆这件事实在算不上重要,虽然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曾基于“土豆促成了欧洲人口增长”的事实说道,“这一作物征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承认“土豆之功”也罢,但如果否认美洲土著人的自由、友爱和平等观念曾影响到洛克、蒙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欧洲思想家,并进而影响了富兰克林、杰弗逊等美国领袖,那么便更加有失公允。
事实上,“地理大发现”之前的美洲绝非物质或精神的蛮荒之地,而且历史证明,文明接触的方式从来都是互动——这样的事实不会因任何一方的傲慢而发生改变。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周易》八卦
在中国,有一个可以被视为对“欧洲中心论”有力反击的说法——近代德国著名科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是在《周易》和八卦符号的启发下发明了“二进制”。
但这是个谬传。
事实上,莱布尼茨在首次提出“二进制”法则的时候,甚至根本不知《周易》和八卦为何物。据中国学者孙小礼教授考证,莱布尼茨在后来见到《周易》和八卦图形时,曾猜想古代中国已有“二进制”算术。人们可能是将莱布尼茨的这一猜想当作了事实,故而认为中国拥有“二进制”的发明权,或至少也该与莱布尼茨分享。
孙小礼教授还原的史实轮廓如下:
早在1679年,莱布尼茨就已完成了论文《二进制算术》的草稿。文中,莱布尼茨不仅详尽说明了“二进制”算术原理,而且还给出了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规则。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人们使用的很多数学符号,比如分数符号、比例符号、对数符号“log”等,也是由莱布尼茨发明的。
1701年,莱布尼茨给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的信中,再次阐述了“二进制”的算术规则,并希望白晋将“二进制”介绍给康熙皇帝。收到信的白晋感觉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似乎与中国的八卦图形有某种联系,比如八卦中的阴爻“——”就像“二进制”中的“0”,阳爻“——”就像“1”。于是他在回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且把一幅“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一并寄回。
越南战争
对于越南战争的发生和结束,美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的描述都很相似。他们并不考查美国为什么卷入战争,又为什么停止战斗。同样,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争的残酷性。美军投向平民的炸弹,相当于整个二战战场上使用量的三倍再加上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
感恩节的起源
感恩节真的起源于欧洲移民邀请印第安原住民一同庆祝丰收的活动吗?答案是否定的,印第安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宴会。感恩节只是乔治·华盛顿从东印第安人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中借来的,而且直到1863年南北战争时美国才开始现代的庆祝活动。 飘
不仅教科书如此,美国的课堂之外也不乏历史的谎言。《飘》是一部影响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小说。“更多的美国人是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而非关于那一时期历史的各种大部头著作中了解内战与重建中的南方历史的。”
洛温指出,“白人优越论的观点弥漫在玛格丽特这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畅销书中。”提到战后重建,今天很多美国中学生,包括中国的一些学者都会认为,内战结束后,非裔美国人接管对南方各州的统治,“但是,由于脱离奴隶身份不久,他们乱搞一气,并且统治腐败,最后白人不得不重新控制了各州ZF。”实际上,重建期间,“三K党”猖獗一时,治理良好的南方黑人ZF遭到白人的压制与打击。南方人被称为“南赖子”(scalawags);一些支持南方重建的北方白人共和党人被讥为“掮包客”(carpetbagger)——他们用一个毯子包裹起自己的全部家当,来到南方碰运气。
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时期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教科书将南北战争后的南方重建定性为白人腐败和黑人无能的产物。很少有人提到,南方重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恐怖主义——一部分南方白人对黑人和赞成南方重建的白人实施侵犯。许多被称为北方外来政客和无赖的人,事实上是反种族主义者,他们试图遵循平等主义路线来重建南方。
莱布尼茨见到白晋的回信时已是1703年4月,但那张六十四卦图还是令他兴奋不已。不久后的5月5日,莱布尼茨终于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自己那篇关于“二进制”的文章,题目就叫《关于只用两个记号0和1的二进制算术的解释——和对它的用途以及它所给出的中国古代伏羲图的意义的评注》。
从海伦·凯勒到哥伦布、华盛顿、莱布尼茨……,有太多人和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似乎都在证明我们曾经默认的一些事,其实是大错特错了。然而,洛温在《老师的谎言》中提到的另一个故事,似乎又提醒了我们该对所谓的“错误”多一层思考:洛温在解读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内战“南北战争”时,将其主要意义定位为“为使黑人获得自由”。而这个说法,得到了美国少数民族和底层民众的尊重与认同。然而对于这场战争更为可信的解释是,林肯虽然反对蓄奴,但他对南方作战的首要考虑是使叛乱的南方各州不致脱离合众国,解放奴隶也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策略。
很难说揭露某些历史“谎言”的话是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历史“谎言”。或许,历史永远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东西,很多人和很多事究竟是什么,关键在于你是谁,以及你想看的是哪一面,不想看的又是哪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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