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鲁迅

落魄狭

入了秋，晚上天气依旧热，于是出去走走。

门口路边有一个烟雾缭绕的烧烤摊，生意很火，这在往年一准儿会被城管严格执法的违章生意，今天却意外的顺利。路过时，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的四位赤膊中年男人显得很惹眼，桌子上扎啤、肉串、下酒菜铺满，四个人正在香烟与烤肉的烟雾纠缠里粗声大气的纵论江湖，说得是丐帮弟子的分级制度，什么一袋弟子职位低，九袋长老最牛，什么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会，皇帝也要让三分，诸如此类。

在中国人眼里，金庸的武侠世界，就是人们心中的江湖，尽管这都是金庸笔下的世界，但今天的我们，已辨不清真伪。

于是就想起了最近关于金庸作品入选中学教材引起江湖轩然大波的事了。

金庸是写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是市井文学，市井文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教材是象征高雅与正统的学校教育中的知识基准。如果偏要让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教材出现一个交集，这肯定是中国人不好接受的。

何况，这次的教育调整，还要删掉一部分鲁迅的作品。

一次教材的改革，不经意间引起了金庸与鲁迅的“江湖对决”。

二

其实这不是两人的首次对决了。

十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一川主编的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丛书，就将金庸排在第四位，位列前三位的是鲁迅、巴金和沈从文。

尽管位列前三的大师并没有什么争议，但金庸能意外入选第四位并排在茅盾等人之前，就足以引发学术界大大的不满了，那一年，在三联书店与金庸谈妥了《金庸全集》在内地的出版发行事宜并顺利上柜销售后，金庸似乎一下子浮出水面，不但摆脱了当初中国人读盗版金庸作品时所认定的“金庸不过是一个武侠小说家”的观点，在中国最具学术地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严家炎还专门开课对金庸小说进行全面研究。

在中国，读过并喜欢金庸作品的人比比皆是。但很可惜，金庸作品成书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而当时的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被冠以“毒草”之名被禁，内地读者当然无缘了解香港这方有这样一位作家已写出了十几部后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武侠作品，而且，在那个外界消息被极度封闭的动荡时代，国内知道香港有一份名气不亚于《大公报》的报纸——《明报》的人也是寮寮无几，许多年以后，有些人才会把十几部武侠小说的作者金庸与《明报》的创办人金庸合而为一，发出“他原来不光是一个只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呀”之类的感叹。

即使这样，中国人从骨子里依旧认定武侠小说是低俗文学的，因为长久以来，以儒家文化为基准的中国传统教育，教会了我们很多既传统又正统的文化知识，也灌输了一种以“接受、服从”为根本准则的教育思想，于是，我们会一致这样认为：我们在教材里学到的东西，当然就是经典，包括鲁迅的文章。

三

其实任何一位语文教师都有一种体会，那就是在中学阶段讲授鲁迅的作品是一件难度比较大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鲁迅所处的年代很特殊，国家的统治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加上当时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造成了中国文化界的派别众多，纷争不断，各种文学流派的兴起，与他们所主张的文学理论、为政治服务的动机、作家个人的政治理念，都让那个社会的文人们相互充满了矛盾甚至敌视。

鲁迅是位有个性的人。他注定不会随波逐流。于是他写杂文，针砭时弊，毫不容情，虽然，在他笔下被批评、讽刺甚至辱骂的人，其实未必就一定是人品及行为上令人不齿的学者们，如梁实秋，如胡适，如陈西滢，如汪静之。但社会矛盾的激化，不入鲁迅法眼的一律会在文字中加以抨击并频繁出现在诸如《申报》、《申报副刊自由谈》等主流报纸上，文章写久了，自然打击面也宽了，当然也不乏会击中一些真正的目标，比如上海的流氓文人狄克，鲁迅就与他就进行了一系列毫不客气的文化论争，这个狄克就是后来在中国掀起大风浪的张春桥，这从今天盖棺定论的历史来看，鲁迅还颇具文化斗争的慧眼。

鲁迅作品在不长的文字里，往往会加入许多的典故，运用诸如反语一类的手法，针对当时哪怕是一件并不太重大的事情进行无情嘲讽，因此，教材中我们学到的鲁迅作品，是必须先了解作品发表时的大背景的，然后还要深入讨论他到底要说明的论点是什么，以及最终用到了什么样的写作手法达到他的目的。

教材里一篇鲁迅的作品，教师们付出的辛苦要比讲解其他作品甚至是文言文还要多。也正因为这样，学生时代的我们，印象最深的作品，往往也是鲁迅的作品，何况其中还有一些文字是要求我们必须熟练背诵的呢？—— 尽管，学生时代的很多人并不喜欢鲁迅的作品。

其实鲁迅是当时社会文化界的一位著名文人而已。他的个性成就了他今天在中国政治及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与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论战，对当时的社会有着强烈的不平与愤懑，当然，这同样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对他本人的强烈反感，只是鉴于其声望地位，无法对其直接下手，而当时轰动一时的杨杏佛被暗杀的事件，其实就是国民党政府对当时的“民权保障同盟”的骨干分子宋庆龄、鲁迅等人的一次敲山震虎的举动。

这用中国党后来的颇具影响力的一个思想——“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来看，鲁迅当然就成为了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党的热烈拥护。伟人在报告及文章中多次对鲁迅予以不俗的评价，最为著名的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这段文字：“……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不可否认，鲁迅从一名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从此走上了神坛，变成了一名地位无可比拟的文化界象征人物，最为幸运的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党统治地位的确立，更让鲁迅在文化领域有了尊崇无比的里程碑般的地位。

四

相比之下，金庸似乎就太低调了。如果你不去阅读金庸的传记，你至多只会知道这种极简单的一个结论：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很好，或者再多一些，知道他本名不叫金庸，叫查良镛。

浙江海宁的查氏，是一个学者辈出、人才济济的显赫家族。清代的文人查伊璜、诗人查慎行等都出自于这个书香世家（《鹿鼎记》第一回后的注解里金庸约略提到了自己家族曾罹受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案件），金庸作为这个家族的后人，一样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及雄才大略。

他最初的志向是作一名外交家，当他进北京向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自荐时，竟意外的没有得到批复，于是绝了这条从政之路。回首这个事件，亦或是一种幸运，没有了外家家前途的金庸，才会在文学艺术方面展现出他矫人的一面，而从政，十有八九会扼杀掉他这方面的才能，当然就不会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十余部武侠经典巨著的问世了。中国不缺政治家，但金庸却是独树一帜，几百年难遇的一个人才。

他亦文亦商的惊人才华体现，从其创办《明报》事业就能看得很明白。金庸身在香港，却时刻关注着内地“文革”的一举一动，他将他对政治的理解转化为对现实的预测，多次在《明报》上发表文章预测政治动向，事实证明，他对政治的敏锐度是惊人的，尤其是“文革”后期，他认定江青等人会组成一个小帮派来进行政治上的阴谋活动，而当时的中共内部还并没有“四人帮”这样的定性，金庸完全依靠着自己的政治眼光，发表着有见地的评论员文章，使得《明报》销量节节攀升。

写作武侠小说的渊源很简单，金庸为了使《明报》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打算写部连载形式的小说发表在报纸上，以金庸的才能，这一点并不难。但据说，金庸每天早上很早的时间就会到办公室，开始写作当天的武侠小说内容，每天只写当天的一段，随写随登，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自《书剑恩仇录》开始，至《鹿鼎记》封笔，十五部小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炉了。试想，没有惊人的文字功底，没有强大的故事框架构造能力，没有广博的学识，没有惊人的毅力，谁能在十几年间做出如此浩大的工程。而这一切，对金庸似乎仍然轻松，期间，他还有很多的报社事务要打理，作为一名社会名人，还要有大量的外交事物需要应酬，还要执笔撰写大量除武侠小说之外的评论、杂谈，还有每年多次的外出游学活动，如果你了解到了金庸的这些情况，你会惊称其为“神人”。而“神人”最神奇之处在于，当《明报》如日中天的时候，金庸选择了退出，出售了《明报》的所有权，从此专心治学;当他的武侠小说热潮涌动，震惊海内外的时候，写完《鹿鼎记》的他断然封笔，再不涉及武侠题材。

并不炒作自己的金庸，声名远扬，邓小平接见他时，第一句就是“查先生久仰了”，江泽民接见他时也表示了十分的崇敬。面对着中央的最高层领导人，金庸侃侃而谈，把自己对“一国两制”、香港回归建设的政治问题与邓小平作了充分交流，体现了一名爱国政治活动家的英雄本色。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自己也在亲历并实践着这一准则。

五

杂文，是鲁迅先生的写作载体。

武侠小说，则是大侠金庸的写作载体。

杂文的语言犀利，短小精干，完全符合当时在报章发表的需要，迅速而直接，深刻而有效。

武侠小说却可以表达完整的故事情节，以此体现自己对人生、对爱情、对事业、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及理解。

鲁迅并不是只会写杂文，《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展现了他小说方面的才华，而《中国小说史略》则成为了令后来学者“高山仰止”的学术经典。

金庸并不是只会写武侠小说，看看他的历史论文《袁崇焕》，你会发现一个精研历史的学者的人文情怀，而《天龙八部》的文字里所表达出来的佛学造诣，非一般人可以企及。

鲁迅是学贯古今的大学者。

金庸亦然。

假使两位大师有幸相遇，即使再“文人相轻”，也一定是惺惺相惜，这是学者的风度，大师的情怀。

真正没风度的恰恰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所谓的正统学者们，在讨论着鲁迅的伟大，文字的高深，气势的凌利，总要极力贬斥武侠小说的无聊、庸俗、误人子弟。

每当看到这样的发言，我就明白，这些所谓的学者们，钻故纸堆太深了，当他们发言时，金庸的作品却是一直不屑顾及的。少年气盛的韩寒，文字里最痛恨的似乎也是这类人物。

当正统的文人们在津津乐道于鲁迅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可否想到，金庸的小说里，比这深刻，比这充满寓意的文字比比皆是，而且无须人们去猜测作者的想法究竟为何，你只需要去体会书中大侠们的胸怀与抱负。

当学者们对朱自清的散文的优美文字所感动非常时，这篇出自金庸作品《神雕侠侣》的开篇文字，又何尝比朱氏散文差了呢？而元好问的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又有几人会记起原作者是谁呢？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
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鸡尺溪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
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着江南岸。”
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飘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歌声发自一艘小船之中，船里五个少女和歌嬉笑，荡舟采莲。
…………
时当南宋理宗年间，地处嘉兴南湖。节近中秋，荷叶渐残，莲肉饱实。这一阵歌声传入湖边一个道姑耳中。她在一排柳树下悄立已久，晚风拂动她杏黄色道袍的下摆，拂动她颈中所插拂尘的万缕柔丝，心头思潮起伏，当真亦是“芳心只共丝争乱”。只听得歌声渐渐远去，唱的是欧阳修另一首“蝶恋花”词，一阵风吹来，隐隐送来两句：“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歌声甫歇，便是一阵格格娇笑。那道姑一声长叹，提起左手，瞧着染满了鲜血的手掌，喃喃自语：“那又有甚么好笑？小妮子只是瞎唱，浑不解词中相思之苦、惆怅之意。”

                                                                         ——《神雕侠侣》

六

假如中国一千年出不了一个鲁迅的话，同样，一千年也未必出得了一个金庸。金庸的武侠作品入选教材，理所应当，某些人心有不满，就象当初的央视，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投拍金庸作品一样，完全是习惯使然，而持反对意见的人，最好是先读完了金庸作品后再下结论，不要以为读了两本古龙小说就认定金庸的武侠也是一类货色。古龙小说里那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不代表武侠的标准，类似那种“两个人对视着，对视着，谁也不出招，一个人就倒下去了，喉咙插着一把刀”的文字，我向来是当成恐怖小说来看的，因为除了怪异，我得不到更多的感受。

如果以古龙来概括金庸，那是文化的悲哀。

如果以鲁迅来打击金庸，那是历史的倒退。

如果以武侠之名来贬低金庸，那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

我爱鲁迅。

我爱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