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女人的达尔富尔援粮故事

落魄狭

从苏丹到埃塞俄比亚，获得刘梅援助的人已增至百万
　　刘梅今年44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十几名中国籍国际职员中的一位，她过去的三年是这样度过的：前两年零八个月作为WFP在苏丹南达尔富尔卡斯地区的首任办公室主任，指挥着十几个当地雇员为10万难民发放粮食；去年10月，她又转往埃塞俄比亚提格雷省首府默克莱，工作依然是与粮食有关的援助项目，但受益人增加到了上百万。
　　至于怎么与“粮食”结缘的，刘梅认为全是顺其自然。她本科专业是畜牧，毕业后在畜牧公司干了9年，后来到农业部下属的一家事业单位做了高级畜牧师。1996年，她曾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WFP的一个联合投资项目做过项目设计。1998年，中国南方爆发特大洪水，WFP启动了在中国的第一个紧急援助项目，刘梅被选中作为这个项目在中国几个省份的负责人。1999年，她正式成为WFP的雇员。
　　选择：我知道人生将彻底改变
　　刘梅说接到命令的时候很清楚，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今后的人生道路将彻底改变，而对达尔富尔的一无所知也让她恐慌，“我都想到了会不会要睡在树底下，所以跑到商场去买睡袋。”
　　在飞机上，刘梅哭了一路，甚至想好了呆不下去就回来的退路。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之后，人们听说她要去达尔富尔纷纷劝阻，可刘梅没有退路，因为那是WFP发粮的第一线。
　　在喀土穆休整一周后，刘梅向达尔富尔进发。从WFP在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的办公室到刘梅的工作地点卡斯有90多公里的路程，“办公室要派直升机送我去，但我觉得这么近没必要坐直升机，再说也不安全，就要求坐汽车去。WFP有规定，在危险地区出行必须三辆车同行，所以我、一位雇员、一位心理咨询师三人各乘一辆车出发了，没想到半路遇到几辆车被劫持，所有道路封闭，所以被迫返回。”第二天，刘梅还是乘坐直升机抵达了卡斯。
　　眼前的景象令刘梅感到欣慰，“我的办公室有三间屋子，虽然墙皮都脱落了，地面也很脏，但总算是个容身之处。走路十几分钟之外是WFP的招待所，有几间平房，院子里还有四个带空调的大集装箱，里面装着上下铺，完全可以解决睡觉问题，根本不用睡在大树底下。”
　　刘梅来到卡斯之后，开始着手改变WFP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工作地点从前几乎没有女性，唯一的厕所连门都没有，刘梅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门装上。她到任半年以后，办公室和集装箱一样装上了空调，招待所里也安装了一个煤油炉，可以做些简单的饭菜。
　　在非洲用水是个大问题，刘梅用的水是放在洗干净的油桶里用驴车送来的，储存在简易水箱里。“有一阵我们总觉得水是臭的，爬上水箱一看，里面全是癞蛤蟆和青蛙。”那时候，刘梅最常吃的食物是方便面和鱼罐头，最常做的菜是炒土豆块，蔬菜水果难得一见。吃饭的时候，要一只手吃另一只手扇苍蝇。
　　如今的刘梅，已经能够把这些曾经吃过的苦当笑话讲，但那时候的她，却一直是在孤独中咬牙坚持，通讯中断的时候，甚至无法与家人联系。“对在艰苦地区工作的职员，WFP有一个政策就是每六周可以有一个短暂休整，虽然回北京要辗转五六次飞机起落，来回路上就要好几天，到家都散架子了，可我还是基本上每过六周都回家一次，即使只能住上几个晚上，那感觉也像加一次油一样，有精力重新投入工作中。”
　　目前正在北京休假的刘梅面色红润，神采飞扬，“每次刚下飞机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灰头土脸，连行李都比别人的灰尘多。”刘梅笑着说。刘梅的先生说，在非洲工作了几年之后，刘梅对温度的适应能力下降了，经常是一回北京就喊冷。
　　危险：枪战离自己仅有100米
　　如果概括刘梅在苏丹达尔富尔将近三年时间的日常工作，就是两个字———“发粮”。
　　“发粮”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可是在达尔富尔这一冲突地区却绝非易事。刘梅说，在达尔富尔工作期间，提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Security”(安全)，“粮食运不过去是因为安全问题，发不下去也是因为安全问题……总之，一切都与安全有关。”最危急的一次，距离刘梅的办公地点仅100米的地方发生枪战，刘梅故作镇定地命令雇员把车辆转移到院子里，可她的声音分明在颤抖。
　　发粮过程中最实际的难题是“数人头”。“当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者涌过来时，逐一甄别他们的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大概清点一下人数。”刘梅所负责的WFP卡斯办公室的粮援受益人大约有10万，他们凭WFP发放的粮卡领取粮食。人们为了能多领些粮食，重复领卡、一人多卡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难民营里的人没有身份证件，而且每天都有人走也有人来，没有有效的控制办法。
　　后来，刘梅和同事采用了一个办法，就是宣布以前的粮卡全部作废，然后同一时间在难民营的不同地点发放粮卡。“提前不确定具体时间，临时在难民营用大喇叭通知，这样既能避免一人往返于不同的发放点领取粮卡，又能避免一些不符合受援条件的人提前得知消息后混在其中，然后把人道主义粮援拿到市场上出售获益。”当然，刘梅的这种做法也遭到了一些手中掌握着大量粮卡者的抵制，但刘梅还是顶着压力坚持贯彻了下去，“就是为了把粮食发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感动：把仅有的粮食拿出来分享
　　刚开始展开工作的时候，一些受援者并非完全接受刘梅。但当刘梅带着粮食一次次深入难民营之后，他们的态度渐渐发生了转变。“我们进行的是人道主义粮援，不分民族、种族、政治派别，平等、透明地为每一个需要的人发放粮食。有的时候到受益人住处，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孩子们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会立刻命令粮食当天一定要抵达这家。当粮食如约而至的时候，一家人都非常感激我。”
　　作为在当地唯一的联合国机构，WFP的粮食发放方式、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众多非ZF机构的样板，“不少非ZF机构都以我们的名单为准发放自己的援助物资，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现象，WFP的粮食援助前脚到了谁家，药品、毛毯、其他生活用品等非粮食物资后脚就到。”这些都逐步培养了刘梅所代表的WFP在当地人中的声誉。
　　后来，每当刘梅来到难民营，大家都会老远就大声喊着她的名字“梅、梅”，一些妇女会高兴地把她抱起来再转上几个圈。刘梅离任的时候，在一个非ZF机构开办的妇女活动中心里举行了欢送仪式，“来了很多人，妇女们围着我又唱又跳，我听不懂她们唱的是什么，但我猜得出来一定是祝我永远健康快乐。”
　　饥饿中的人们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芒常令刘梅感动，“非洲人民拥有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无私美德，即使自己家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面对更加饥饿的人，就算素不相识，也会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分享。”
认可：获粮食计划署杰出职员奖
　　冲突中的达尔富尔，前来工作的外国人非常少，女性就更少了。刘梅刚到卡斯的时候，在这里工作的外国人总共也就四五个，女性仅她一人。一些机构的职员大多是在这里工作几个月或半年就轮换离开了，可刘梅一干就是两年零八个月。
　　刘梅是WFP卡斯办公室的首任主任，也是这里唯一的国际职员，手下指挥着十几名当地雇员，绝大部分是男性，WFP还有很多非ZF组织的合作伙伴。作为一个不懂阿拉伯语的柔弱中国女子，她凭什么令人信服？除了中国人特有的能吃苦的美德，刘梅总结出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了解情况”，“对于下属的报告，我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是真的困难还是借口。”
　　2005年，WFP为了表彰刘梅“在达尔富尔危机中为迅速增加的难民提供了及时的援助”，授予她“杰出职员奖”，WFP在全球的上万名职员中仅有五人获此殊荣。
　　2007年10月，刘梅结束了她在达尔富尔的任期，调任WFP在埃塞俄比亚默克莱办公室主任。她依然是那里唯一的国际职员，手下指挥着20多个当地雇员，但工作不仅仅限于“发粮”，而是涉及学校供膳、以工代膳、母婴计划、艾滋孤儿等多个项目，受益人数也增加到了上百万。刘梅说，她打算在埃塞俄比亚再工作三四年，之后再到更需要她的地方去。
　　希望：别忘了8.5亿仍处在饥饿中的人
　　对于生活在富足社会中的人来说，不会主动去思考“粮食的意义”。但在当今的世界中，还有众多“粮食不安全地区”。刘梅常年在这些地方工作，粮食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她有最深切的体会。
　　“在粮食不安全级别较高的地区，粮食意味着生存，就是这么简单。有了这一口粮食，他就能活下去，如果没有，可能就面临死亡的危险。每当我看到饥饿的孩子两眼无神地蜷缩在角落里，吃饱了一餐饭之后很快就恢复了生气，都能很深刻地体会到从事人道主义援助事业的神圣感。”
　　“在更多的地方，粮食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从去年10月开始在埃塞俄比亚短暂的工作经历，使刘梅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母婴计划”的受益人是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5岁以下的儿童，“为他们突击补充营养，因为这些人生的关键阶段一旦错过就无法弥补，孩子将终身体质孱弱。帮助他们赶上这一步，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一种治疗性质的援助，在一定的期限内受援人的体质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选择这一项目的受援人，WFP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对于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上臂围度小于21厘米，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上臂围度小于12厘米，即可认定为营养不良。
　　“学校供膳”计划是“粮食改变命运”的最突出例子。“富足社会中的孩子会为了减肥去饿着自己，但对于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援助的那些孩子来说，饥饿是生活的常态，父母为了不使孩子消耗能量而更加饥饿，不支持他们去上学。即使是到了学校，饥饿的孩子也无法集中注意力。”
　　在“学校供膳”计划下，刘梅所在的埃塞俄比亚默克莱办公室为当地190多所学校的将近两万名小学生每天提供一盘CBS(玉米黄豆混合粉)作为午餐。连刘梅自己都说，玉米黄豆混合粉虽然营养价值较高，但“一点都不好吃”，“有一股豆腥儿味儿”，但就是这每天一盘玉米黄豆混合粉，却往往会成为孩子们走进学校的最强大动力，在他们以饥饿为常态的生命中，这盘玉米黄豆混合粉所带来的“饱感”，被看成读书所带来的珍贵礼物。在实施“学校供膳”计划的地区，儿童入学率明显比没有实施的地区要高。
　　WFP向受益人提供的粮援主要包括小麦、高粱、食用油、盐、糖、豆子等。虽然近年来WFP每年募集到的援助绝对数字基本维持不变，但随着美元的贬值和世界粮油价格的上涨，这些资金所能购买到的物资却在萎缩。刘梅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资源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采取缩减受援人数或减少每人援助额度的办法，比如过去援助四个月，现在只援助三个月。”作为在粮援第一线工作的一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刘梅最大的希望就是富庶地区的人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8.5亿人仍处在饥饿状态中。
　　背景：WFP在苏丹达尔富尔
　　WFP在苏丹达尔富尔共设有11个地方办公室，年粮食援助总量为387000吨，普通粮援的受益人数为250万人，此外还有12万学生接受援助。
　　WFP在达尔富尔共有包括60名国际职员在内的800名员工，170辆运输卡车。刘梅所工作的卡斯办公室是WFP在达尔富尔的11个地方办公室中的一个，年粮食援助总量为23500吨，受益人数为111000人左右。